面对葛鸿的突然叛变，戴笠叫手下暂时停止一切对日动作，又向其它地方转移了一百多位手下。
1939年8月19日，军统南京站的办公点和藏身处遭到袭击。
南京站副站长谭闻知叛变，9月11日，军统在南京的秘密电台落到敌人手中。
葛鸿在北京和天津有不少老关系，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。
9月27日，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，随即被捕。
次日上午，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帮助下，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，抓获了不少特工，其中有41岁的天津站负责人陈资一。曾、陈两人马上就被枪决了。
葛鸿在上海的叛变，促使青岛站的军统头目赵刚义起而效尤。
11月15日，赵刚义带领日本宪兵在青岛大肆搜捕。军统青岛站的代理站长交出了特工名单、地址和电台。
1939年11月24日，军统在北平的办公处和电台陷入敌手，副区长周世光被捕，随即遭到枪杀。
从北平地区办公处军统特务那里索取的情报使日本宪兵对张家口、察哈尔、绥远、丹东、内蒙等地进行了系统的搜捕，国民党情报员、积极分子、游击队长纷纷落网，电台被毁。
可以说，葛鸿的叛变给军统带来了非常惨痛的损失。
吴秀丽穿过繁忙的街道，看到一辆黄包车经过这里，便招手示意。
车夫绕了过来在他的面前放下了车。
吴秀丽坐到车上，不等车夫开问，便说道：“去天虹戏院，要快！”
“好了，您坐稳了。”车夫撒腿小跑起来。
当黄包车来到虹桥大街天虹戏院时，里面已经散场了，最后几个人稀稀拉拉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吴秀丽感到失望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吩咐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车夫掉头往回走去，边走边问道：“先生，您是来接人的吗？”
吴秀丽心不在焉，含糊道：“啊，是的。”谭文丽送来的情报比较晚，又让葛鸿逃过一却，突然间，她凝神盯着前方街旁走着一对男女，当黄包车超过这对男女时，她看清了男的面孔。
吴秀丽知道极端奇妙的事已在眼前发生，思索片刻，对车夫说：“好了，到前面转弯处我要下车走走。”
黄包车转过弯就停了下来。
吴秀丽付完车钱转身走去，见黄包车已经走远，悄悄潜回拐角。拐角处的餐馆在主街和侧街上都有探出的门楼。吴秀丽隐蔽在侧街上，透过餐馆门楼可以观察到那两个男女。餐馆正面门楼正好遮住她的身影。
男女两人走过了拐角处。
男的有四十多岁，中等个，头发往后梳得光溜溜的，肩部肌肉发达，宽宽的下巴，一对大黄牙非常明显。他就是军统叛徒葛鸿女的20岁出头，高个子，身材苗条而性感，短短的乌发衬托着椭圆形的脸蛋，身穿紧身紫色旗袍，胸部显得格外丰满。
吴秀丽再次确认目标后，令她感到幸运和鼓舞。“这真是天助我也。”她本来以为找不到这个目标了，可是偏偏就这么简单的又碰上了，她想，如果不一鼓作气，过后就会更加麻烦，不但这些叛徒有所警觉，而且行踪更加难觅。
吴秀丽目不斜视，紧紧盯着前方他的猎物。深知机会稍纵即逝，今次要不能把握好这次难得的机会，不会再有下次。
前方葛鸿一只胳膊搂着女的肩膀，女的则伸出手臂揽住他的腰部，并且把手伸到他宽松裤的后腰袋里取暖。他们沿着街往前走着。
突然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男女身旁。
吴秀丽心中一怔，大感惋惜，大好机会就这样被白白错过，涌起难言的滋味。
忽然间，葛鸿的朝车中摆了摆手，轿车随即开到前方不远处停在道旁，从车中下来两个黑衣人，站在车旁掏出香烟，相互点烟抽了起来。
这戏剧性变化，使吴秀丽失望的心理又重新燃起了希望。
葛鸿同这个女人走着走着，突然在离前方轿车二十多米远的地方，拐到右面一条很窄胡同里。在离胡同口不远的一个门楼前停住了脚步，突的躲进门楼阴影里，急不可耐地接吻起来。
吴秀丽目睹这微妙变化，精气神同时提升至巅峰状态，整个环境一丝不漏的给她掌握在寸心之间。清晰把握所处环境，轿车与保镖、大街与小巷的空间关系。她怎会错过这千载一时的机会，眼中闪过森寒的杀机。用围巾把头包了起来，从容闲逸顺着街边悠悠闲闲的拐进胡同内，贴着门楼悄然向前闪去，就在错过两人身旁的瞬间，匕首快如电闪刺进葛鸿的背部。
“哧”匕首从背后扎进男人的心脏。葛鸿身体猛地痉挛起来，慢慢地摇晃了几下就一头扑到女人身上。
当吴秀丽从胡同另一头拐向大街时，胡同内才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。
